安化五日杂记

写在前面
文革后期，遥远的乌托邦在全民的癫狂中到达顶点，理想的泡沫逐渐破灭，一批思想敏锐的青年开始反思49年以来的疯狂，意识形态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当政者设计出一场挽回信仰危机的补救道路，却更加速了建构主义理想的破产。大批的知识青年来到农村，深入基层，有的响应国家号召，有的也被逼无奈。从那时起，农村的社会现实与高层的宏伟叙事交织在那一带人的思想中，巨大的落差无法解释心中的疑问。所以，在毛时代结束之时，这批身怀理想的青年逐渐觉醒，成为80年代反对运动的精英。
文革后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促成了老三届以及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启蒙，构成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挑战 ，这是当时的统治者所未能预料的结局。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团中央首次号召全国大学生在暑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至今，不能说其没有考虑以前的教训，只不过他们已找到更好的意识形态——“爱国主义”来代替已经破产的乌托邦天堂。就这次活动结束时的观察，多半参与人员面对乡村的贫困，也未能产生出触及根源的反思，就是最好的例证。
说到底，不管其参与人员如何之多，涉及面如何之广，底层的组织成员如何的自发，“三下乡”活动也难以摆脱官方的影子。尽管团委只是号召，而非实际的参与，但从带队老师到参加人员中行政化的比例，以及活动的组织形式，都飘散着略带做作的味道。当然，我丝毫不怀疑那些普通的团员个体他们真诚的心，尽管在自由主义看来，牺牲物质利益来获得自身的道德美感本身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不管他们有意或是无意，知情或是不知情的为官方的合法性来背书，那片赤诚也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的。
基于官方色彩的“不在场参与”，所以我自己对于这次活动中的定位就变成了一位隔岸观火旁观者，而非一位身临其境的参与者。当然这种定位或许也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身为团队中的一员，不可能不受到其他成员及当地村民、干部的影响，因此要想做到居高临下的来窥看事情的全貌，也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在整个过程中，我还是避免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带入到团队的活动中，所以当走访农家或干部的时候，我也只愿做一个倾听者，而团队任务则交给其他人去做，细细想来这可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脱，但就最终的结果看来，这应该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官方色彩的“不在场参与”
基于这篇文章有可能的潜在受众不理解这种叙述的意思，或对官方的参与觉得自然不过，所以有必要在此澄清这个概念。
不久前，轰动网络的“烈女刺官”案刚刚落下帷幕，在网民的正义呼喊中，邓玉娇得到了“有罪释放”的折中判决。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网民自发组织的“巴东自费旅游团”颇具意义。这预示着中国普通民众摆脱官方控制自发的参与公共事件已经开始组织化、正规化。当然这种行为本身肯定要受到官方的打压，从网络号召的组团之日起，或许就被网警盯梢。当第一批网友（8人）在法院门口打横幅时被警方抓走，而团长罗加久先生在到达巴东后也被警察打伤。
去年的瓮安事件，公民个体介入当地带回不同于官方媒体的声音，但其所冒之政治风险比起团体参与就大多了，网民zuola为我们拍回了很多现场的照片，但其在离开瓮安时，笔记本也被当地公安强行扣留并删除资料。
以上事件都是普通公民在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时所采取的自发行动，其矛头指向都是事件当地的政府掩盖真相。所以在行动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更有甚者在基层政权已经泛黑化的某些地区，当地政府雇佣社会流氓对前来报导真相的记者与个人进行武力恐吓与人身攻击也是常有之事。
基于此点，在官方旗帜下的关心弱者运动风险便小得多。而在与地方政府互动的过程中不主动捅对方的篓子，对当地的丑恶现象视而不见，在与民众互动中还不时的论证当地政府的英明领导，便可在形式主义泛滥的今天各取所需，互相得利。但活动的最终结果却与初衷背道而驰，这一点或许活动的参与者本身也不能意识或不想意识。
“三下乡”乃是团委定下的活动，因此各个大学各个系部每年假戏真做也好，真心实意也罢都会在暑假组织一次。而团队的带队者却是团支书老师，其在整个活动中当然对普通在校学生，特别是本系学生具有较高的权威。后来还听说校团委也派人一起参加，这种层级化的团队结构，当然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自发社团相去甚远。
活动当中，带队老师规定每人每天须写日记，小组组长要写总结，在汇总给团队执笔人，写成“三下乡”总结交团委评比，当然目的是指望能够在团委评审的火眼金睛下被筛选出来评为优秀。
虽然此次团队中外系占大多数，如若获奖其荣誉也规组织活动的计算机系本身，与外系成员关系不大。所以包括计算机系本身在内的大部分成员个体对这个荣誉是满不在乎的，他们关心更多的应该还是当地那些贫苦的农民与渴望读书的孩子。
但无论去团委评比这个目标本身在整个活动的组织动机中占多小的比重，甚至于即使带队的老师也只抱着应付团委检查而只拼凑一份总结交差的心理，但当这种形式化的毒素注入一滴在整个纯洁的活动本身，就会对整个活动进行系统化的玷污。在活动的表层或许最终目的达到了，我们给孩子们送去了知识、给当地的乡亲送去了温暖，但我们却忽略了看不见的另一面••••••

党化活动在新时代的演变
自从孙中山效仿苏俄开创“党国体制”以来，这套专制主义的现代变种就一直挟持着两岸的中国人，直到80年代末的台湾民主化，这些陈腐的东西在台湾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在大陆，形形色色的党化活动还在继续开展，有些还被以新时代的外衣重新包装。
49年国民党刚退到台湾时，国民党就成立了“反共爱国青年团”，由蒋经国领导打着“反攻大陆，反共爱国”等其号，在青少年中大兴党化运动，背总理遗嘱、读三民主义、唱爱国歌曲，看爱国电影，当然也包括一些在台湾农家的实践调查。这些党化活动深深的毒害了那一代的青年。
当然要论到国民党的“反共爱国青年团”，那或许还是学习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共青团”与“少先队”，这两个组织的党化活动其内容更为多彩，对青少年的伤害也更大。时至今日，共产党抛弃了大部分毛时代疯狂的党化运动。但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与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他还重新包装改头换面的保留了一些，如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我已成文批判），或是与时俱进新创造了一些，像“三下乡”活动之类。
之所以将“三下乡”活动看做新时代党化活动的变种，首先在参与性上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NGO，更不可能发展成“公民社会”，此点在上节已略做论述。在其目的性上夹杂一些“爱国主义”的论调，号召不经世事的青少年来部分承担国家在农村政策中的过失与不作为。这与号召大学生去西部支援西部大开发的逻辑基础是一样的。

狼奶教育下对农村贫困根源思考的逻辑困境
49年以后出身的中国人自小就接受着狼奶教育，在毛时代，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教育为主，在国际环境变化时辅之以“爱国主义”教育。而在共产主义理想破灭的今天，当局剩下的就只剩下民族主义的破旗，虽然破旧，但由于长年累月的灌输，今日的80后90后和他们的父辈比起来，在思想上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在和同组队员走山串巷的五日中，我一直仔细观察者这些和我一样共同被狼奶哺育的学弟学妹们。他们都出身于中国政治环境最跌宕起伏的那几年，有几个甚至就出身在89年，但经过20年的谎言教育，他们中有多少知道20年前的屠杀呢？这是我很想了解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89年出身的学弟学妹们，他们作为64后的第一代青年，是否还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敢于担当呢？当然，鉴于这个问题甚为敏感，在整个五天的活动中，我也不敢向他们做出求证。
看到农村的普遍贫困化，他们是否会去质疑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是否会去质疑改革开放30年给农村带来什么？是否会去质疑年平均增幅10%的GDP用在了哪里？还是一如既往的把农村贫困归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地大人多，难于面面俱到。他们是否会认为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改革必须经历的代价（即所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否会认为基层官僚集团的腐败只是个人层面上的道德堕落而与整个专制制度并无关系？是否认为今日农民之贫困与其文化低素质差有关，而只要培养出一个高学历的子女就能改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当比中国富裕得多西方国家为举办奥运而受到全民抵制，质疑其浪费纳税人的钱财去为政客们谋利时。中国政府却能毫不犹豫的拿出4000亿人民币举办一届最为奢侈的奥运会，而赢得一大片深受爱国主义熏陶的年轻一代的喝彩，这些叫好者中是否有今日为农村贫困而震撼的大学生呢？
在走访中，一个农户告诉我们他家一年除了靠种地自给自足外，每年的能从政府领到的低保费为400元。试想一下，中国8亿农民，在这8亿农民中按40%的赤贫人口算就是2亿，如果将4000亿分给2亿农民那就是每人2000元，这个数字对于我们走访的人家无异于是个天文数字。如果一所希望小学的造价按10万算，4000亿也能盖400万个希望小学。
有人也许会说办奥运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给中国带来滚滚商机。这些论调对于从小喝狼奶长大的孩子的确很有作用。国际地位的增加真能给普通的中国百姓带来好处吗？大山沟里这些纯朴的农民或许真心实意的希望国家强大，可是虚无的国家强大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而滚滚商机或许真的存在，可那只存在于那些投机的赞助商们以及和这些商人沆瀣一气的官僚集团，这些山区的老百姓难道有利用奥运赚钱的资本吗？
中国人一直梦想中国富强，可是富与强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本就是个矛盾体。如果富与强在当今中国就如鱼与熊掌只能得一，我们是要富还是要强呢？我们是要坐视农民的贫困，而把9亿元的废铁送上太空，还是要先让农民解决温饱再来考虑炫耀国力呢？
今年是建国60周年，按照中国体制的传统以及证明当今领导人的合法性的需要，阅兵——这种专制国家凝聚人心的武器又要摆上天安门广场，而这项浩大的工程又将花掉多少民脂民膏？或许山区的农民也想看看阅兵仪式，可他们真的需要吗？

狼奶又流向了下一代
每天下午是不用去走访调查的，正好有空，听了一节学弟给初中生上的物理课。物理课本身到是讲得极为精彩。只是这位学弟不假思索以科学至上主义作为第一堂物理课的序言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丝毫不怀疑其对无神论的前程，作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一无神论经过了多年的灌输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中国信仰。或许其只是把他的物理老师对他说的话重复一遍给这些孩子。但是这种不自觉的行为本身就值得思考。
西方国家普遍有宗教信仰，以美国为例，90%的普通人都信仰基督教，美国历任总统中只有三至四位不是正统的基督徒，而美国大学教授中基督徒的比例就更高了。但即使有如此高的宗教信仰度，美国政府还是不忘记其立国的宗旨——政教分离原则。在美国的公立大学以及大部分私立大学的课堂上，即使是再有学问的虔诚教授也不能讲授与课堂无关的宗教内容。
而无神论本身也是一种宗教。一般宗教宣称神（自己宗教的神）可以解释一切，而无神论却宣称科学可以解释一切。这句话在逻辑学上看来是完全相等的，只是主体不同。换言之，无神论在其内部逻辑上，也宣称神的存在，只不过这个神不叫神，叫“科学”而已。
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原则是基于宗教自由而确立的，很难想象一个信仰真主阿拉德穆斯林大学生会乐于听一个神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圣灵耶稣的降世。因为在课堂上，学生和老师是处于不对等地位，课堂本身就剥夺了学生的部分发言权，而在课堂上讲授宗教理论对于信仰不同的老师和学生两方实际上是在进行不对等的辩论。基于此，在中国的课堂上，应该废除对科学至上主义的宣读。讲授“科学”知识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可以，但不可以强调科学的至上性，把一切都斥为“伪科学”与“迷信”。对科学的过分盲从也是迷信。
当我接着听其讲力学时，就像在看一出黑色幽默了。其对受力的分析讲得很仔细，对待农村的初中生讲授略带高中层次的力学很耐心。我想他或许真的很崇拜牛顿发现力学三定律的伟大，但他却不知道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传世经典《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只是淹没在其浩瀚的神学著作中很不起眼的一本。牛顿对神学研究的虔诚远远超过其对自然科学探索的热忱。难道这位学弟或者当今讲坛上那些教授自然科学并宣称科学至上主义的老师真的比牛顿更懂科学吗？
另外一组数据更能说明，科学与宗教并不是要互相诋毁才能自我发展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中80%的科学家有宗教信仰，这其中包括发现相对论及光电效应的爱因斯坦。马克思说信神的科学家也是在用潜意思的科学方法才发现自然规律的。可是一些得奖的科学家却说正是由于有宗教信仰的支持才使其有超人的发现。马克思对于科学的理解难道比这些真正的科学家更深吗？
在课堂上对无神论的宣传就等于反对宗教自由的普世价值。无神论的狼奶在课堂上被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到时中国人还能理解宗教自由吗？

外来力量、基层官僚、普通百姓三者的互动
安化县大福镇新桥村四面环山，地处宁乡与安化交界处，村里修了两条公路一条往宁乡，一条往益阳，不过从长沙至益阳的大部分车应该直接走长益高速而不经过这里，因此除非有大事，外面的人也很少进来。翻看当地的村志，历史上这里也曾经发生过农民起义，由于地形复杂，经过几次征伐，才被镇压。
此地被山包围，更像一个巨大的天井。虽然手机信号也通到这里，但还是给人一种天高皇帝远的感觉。由于此种地理位置，只要不出大事，基层政权对当地的控制也相对容易。
我们此行浩浩荡荡，偏僻的山村一下来了30多个城市的大学生。尽管早有Z君为我们打点一切，不过这么大一车人的到来，就像往大山深处的天池中投下一颗巨大的石子，溅起的涟漪也够掀翻几只湖面上的小船。
Z君与我同级，专科毕业比我早出校门，来这干了一年村官。在学校我和Z君接触不多，不过和他谈起村官工作，他也感慨良多。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颗原本有棱有角的玉石，不过被世俗的压力打磨得与河堤上的鹅卵石没有区别。从他身上我也庆幸当初没有选择进入体制这条道路，以后应该更加坚定。
Z君应该早与当地一把手——村支书D打过招呼，说明我们此行的来意——关注留守儿童，不过当我们初来咋到时，D还是异常警惕，后来被当地农民拉住，陈述前不久发生的“猥亵幼女案”时，才渐渐感觉当地严峻的政治氛围，不过或许这只是冰山一角吧。如今中国的基层政权对外来人员始终充满敌意，究其原因还是怕媒体曝光丑恶。而我们开始却打着调查之名游街串巷，难免不引起那些基层官员习惯性的神经质。
不过D敏锐的警觉对她及当地政府而言肯定是有益无害的，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人员复杂，虽然带队老师实际上胆小怕事，而其他成员也比较天真，但难免不出几个 “好事之流”，爱刨根问底，那时他们就麻烦了。而去年的在天涯上经常爆出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手段，应该也是被外来人员揭了当地政府的老底。
拉住我们的农民是一个老伯，他告诉我们是此事已被湖南电视台曝光，不过后来我求证的资料与农民所说不全符合，估计当时地方政府也对该记者进行了一番“公关”，至于是给之以暴力，还是许之以暴利，或者动用高层进行压力公关，或者兼而有之就难以想象了。老伯的意思是当地政府还是把这件事给部分捂住了，要我们帮助当地村民。
行至一个卖汽水的商店，我们买了一瓶可乐，大家轮流倒着喝。其间一个中年男子骑着一部摩托车向我们这边慢慢驶来，商店老板也以为我们是来调查案情的，忙介绍这个成年男子就是被强奸女孩的父亲。而我们队的队长马上澄清我们此行的目的，最后那位悲伤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走了，我看着他希望的眼神立马变得失望，辛酸的开着车走了，却也只能沉默
当晚带队老师知情后一再强调少管闲事，后果自负。站在她的角度也能理解，毕竟这么一大帮子人是她带出，那也应该由她安全带回，少惹麻烦是最明智的做法。
此事令我不能安睡，我想如果此事还未写上互联网，我或许可以在天涯发个长帖曝光一下，不过这就要甩开团队单独行动了，我早已知道卷入当地的复杂情况会很危险，基层官僚或许会雇佣打手恐吓威胁，一不小心可能还会连累一起过来的其他人，正当我犹豫不决之时，朋友短信来到。早先已托朋友上网查找此事，以及在各大论坛是否已经有过讨论，短信详述了事件原委，确认了此事已经在非官方的管道曝光。是以至此，我想我能做的别人已经做了，便只能安心入睡了。
翌日，出门走访，路经一正在修缮之桥，Z君告诉我们此桥建于清朝，不久前被人烧毁，Z君未经镇级批准直接把这事捅到了县政府的网站上，搞得底层的负责官员非常被动。因此事，被其上级领导批评做事锋芒太露。不知经历了此事，Z君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许这可以看做其书生理想与官场现实的一次博弈。代价是追随世俗还是坚持理想就只有靠其自己思考了。或许这就是体制的“清官淘汰定律”的效应，不过我这种不想进入体制做“清官”，甘当体制外的“刁民”在遭遇到体制外的“良民淘汰定律”时会有怎样的表现，还有待时间的验证。所以我理解Z君屈从于现实的无奈，毕竟能在体制中生存又能保持明镜的高层官僚从49年到现在我也只看到了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寥寥数人。更何况和谐时代的九品小吏呢？Z君没有对我们讲起“猥亵儿童”的案件，并告诫我们对于当地污染也谨慎处理，在农民激动叙说的时候，也会拉开我们，这些举动或许是当代中国官僚难以逃脱的成长路径。这个小小县城的政治生态映射的确是整个中国现在及未来单调的政治脸谱。
第三日，镇长带着早已许诺的1000元钱来到我们的住处，由于当时我不在场，具体情况不甚清楚，不过此事早已由当地村支书与镇长协商好，想来其会面的情形也会相当无趣。
由于我们此团带有半官方的色彩，非完全自发的行动，所以不仅不能接当地官员的盖子，带队老师也需要当地官员对我们行动的配合与支持。而当地官员对外来人员（特别是来自大城市的）也很看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属于不可控力量，不可控制就可能会给他们捅出大篓子，因此他们也要小心的供奉着我们，直到我们离去。
因此这1000元里或多或少的含有基层官僚“预期的被勒索”的意味，而久经世故的带队老师，也很懂意思的拿出500准备以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镇长及支书。由于我并不靠近团队的决策核心，也无意靠近，因此这500最后究竟有没有送成并不知道。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一来一回的互动中，双方互得利益，各取所需，当然在表面上仍冠冕堂皇，一本正经。
就这1000元钱的使用，从法理上说已经越过了公权力行使的范围，对于地方政府每一笔钱的收支应该经过同级的人大，或者要经过事后的审计部门的审查。在法律严密的国家，一笔很小的资金解释不清，就很有可能下台。从马英九的特别机要费案，以及陈水扁的贪渎弊案中可以清楚就可以看出。当然我们的现实是在中国，这个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国度，所以对于1000元也只能在法理层面上讨论，毕竟这点小钱的滥用在中国是太普遍。如果镇长收了500元回扣，那么经这么一圈转换，其实际效果相当于镇长直接从地方公共资金中拿了500收进自己的腰包。
至于剩下的钱就更值得玩味了，另外500元被分成十分送给当地困难的家庭。每户50元虽是小数，但对当地贫困农民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在一个正常民主国家，未收到钱的村民是可以发表异议的，甚至可以迫使政府一视同仁。Z君也考虑到这点，于是尽量把送钱的官方色彩减到最低，把挑选10户人家的意志在形式上分给我们。可问题是这样就能在法理上讲通吗？以为这些钱从地方财政拿出毕竟没有经过地方人民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钱是属于地方全体人民的，却只分给地方10户，但如果经过了人大的批准，即使是走形式，那么也具备了法理上的依据。
虽然Z君与我们陪同，做到尽量让官方退出，可久经世故的带队老师，临行前却叮嘱送钱的负责人一定要说明这钱是政府给的，我们只是中介，把美好的名声留给地方政府。这种行为也是我最为反感的，首先钱是纳税人的钱，政府对于钱袋子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所以钱不是政府给的。像农民宣传这种观念，对基层人民的思想启蒙是非常有害的。其次，这种行为无异于给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来背书。我们充当了劝服人民放弃公民不服从抗争的无耻说客。这些涉及到公民权利的思考在送钱的队伍中我几乎没有看到。
来之前，恰好读完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对官场的各种陋规有了深入的了解，这次能够从几日的见闻中切身感受到潜规则的无处不在，使我受益匪浅，更使我坚定了打破潜规则的决心。

后记
原本准备再写两节，题目也拟好了，一节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下的当代农民”、一节为“留守的春天在哪里”，但由于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中国最南端与最西边的两起事件将隐匿已久的维汉矛盾暴露出来，不能不让我分心来关注。而北京市民政局对“公盟”的查抄，许志永先生所面对的未来也使我深深的担忧。故此封笔，留待以后再作吧。
2009-7-19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