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的又一次滑稽表演

原以为长篇的陈词滥调以经对国人失去了吸引，没想到还是有好事的屁民顶着强烈的精神摧残，每天准点守候在央视的画面前，只是为了再一次见证那滑稽的表演。
炮轰百度的竞价排名后，CCTV获得了大把的封口费。尝到了甜头的CCTV又把枪口对准了Google，这一次祭起了“反对低俗”的大旗，名正言顺、义正言辞。邀请了大批明白真相的群众对Google口诛笔伐，这些群众包括了教师、学生、专家和一些网民。
不断地制造谎言，维护谎言，在信息不发达的20世纪后半叶或许还能愚弄人民。而面对强大的互联网信息流通，CCTV的公信力却不断的受到质疑与挑战，今日他不必在强行成为人们的谎言大餐。
好事CCTV为什么不对各大门户网站上的“情色擦边球”进行抨击，为什么不对公安经营妓院进行揭露，为什么不追踪前主席的桃色绯闻，而偏偏在“反低俗”的政治运动中把Google置于批判的头号靶子呢？Google只是一个被动的信息检索与提供商，而低俗的内容却都来自那些主动地制造者，Google从未进行过低俗内容的生产与加工。甚至在其搜索服务中明确的写着“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作为一个全球闻名的大公司，Google确实够窝囊的了，他已经背上承重的国际道义包袱来帮中国主子屏蔽敏感信息，甚至被美国国会质询，到头来却还是讨不了主子的欢心，还要成为开刀的对象。Google真是个冤大头啊！！
比起百度的无耻收受厂商的贿赂，不仅屏蔽令政府神经质的政治信息，而且还屏蔽对无良厂商的谴责之声。Google或许没有做好事，但Google比起百度来起码不算作恶，或作恶的程度太小了。
不管央视此举是在经济利益刺激下的勒索与恫吓，暗示你Google快点来交封口费；还是处于“反低俗”运动的洪流中，因为绿坝的推行的重重受阻而寻找刺激家长的猛料；异或是作为谎言机器职责，忠实履行主子的任务。
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网民自身。
Google也好、百度也好作为信息提供商本身不具备对信息进行筛选的义务。况且其已经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而做了本不属于义务却违反道德的事。在此情况下央视还要大动肝火，上纲上线，真是让这些奴才们不知怎么办才好。
虽然，广大网民都站到了Google的一边为其鸣冤叫屈，但Google最终一定会妥协，因为在中国，权利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喜欢把人民当做孩子教育的政府。

读吴思先生《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花了四天时间读完了吴思先生的两大名作之一《潜规则》，感触良多，思之所限，略记。
那年夏天过后，体制内的良心所剩无几，而吴思先生作为最耀眼的哪一颗，96年至今作为的《炎黄春秋》的总编在改革派元老的支持下一直坚持着对当权者的谆谆的劝告。
《潜规则》主要通过对明清官场中与正典制度相对应的“陋规”的总结与描绘，并与当今官场的诸多现象相比照，活生生的勾勒出一副中国几千年来斩不断理还乱的“潜文化”路径。今日之官场陋规比照明清更多了几分张狂与庸俗，没了当年的内敛与含蓄。更显示出今日道德堕落之境却不如几百年之前的皇帝当政时期。
书中最具特色的是对行贿货币通过粮食与贵金属的折算，转换成当今人民币的汇率来衡量当时的势态，让读者更能一目了然的今昔比照。
正如作者所说，不同人读到此书读到的启示或许恰恰相反，“走私者和受贿者学习好了，可以少犯‘远华’案的错误。监督者学习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扬汤止沸。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操心的领导人学习好了，更可以来个釜底抽薪，彻底改良土壤，免蹈从秦汉到明清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覆辙”。这就好比对于侦探小说，县官巡捕读了可以提高破案技巧，盗匪之流却可以提高反侦察手段，而普通百姓却只当做无聊时的刺激剂。
之前，恰好读完关敏先生的《人权正义论》，了解到了西方关于人性的理论基础——基督教的原罪论，用中国语境来说就是“人之初，性本恶”。所以西方社会从罗马城邦到美国独立一直遵循上帝的公义把社会的寻根放在了制度的设计，之后就有了今日保障自由的民主宪政制度。
中国人一直相信“圣人论”，所以几千年来文化的寻根都在儒家的思想里打转，尽管仁义口号唱得震天动地，道德文章写得惊世骇俗。可“潜规则”还是像无法驱逐的幽灵，从专制机器被建立的那天起便生根发芽，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开枝散叶，发展出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官场生存法则。
基于对人性的彻底不信任，我断定自己若涉身官场，也将逃不开潜规则的召唤，要不被制度淘汰，要不被制度裹胁。
当下流行的公务员热，大学学子挤破脑袋，拉关系，走后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为了谋得一辈子不愁的安身立命之职。而这些报考者中相当多来自寒门，至少也够不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或许还经常发泄对体制的不满，看到新闻报纸中的贪官落网，也会拍手称快。但这种不满或许只是无可奈何的喧嚣，处江湖之远时既痛恨体制又向往体制，居庙堂之高时却只留下对进入体制更高层的向往。
然而，我却不能过多的责备此种现象，因为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自利，自利的行为本就无可批驳，剩下道德美感在面对体制的诱惑时只有苍白与无力。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除了行政系统之外中国百姓还要供养凌驾行政系统之上的党委班子以及枪口向内的国家暴力工具（军队、警察、国安、国保）与谎言工具（媒体、网评、网警）。臃肿的官僚系统给想进入体制的人提供了过多的空闲职位，造成行政能力与行政效率的低下。而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却最终要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
“潜规则”在某些特点时代确实比较低迷，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对吏治相当的严苛，并为此造成许多冤假错案，然而正如作者所说，朱元璋的严厉告诫最终敌不过衙役的理性计算。如今中国的当政者或许想走一条吏治清明的“良性独裁”之道，奈何“新威权主义”本就不能从已腐败透顶的专制制度中构建，只能建立在崭新的独裁体制之上。邓时代的初期或许还可以构建，而如今则是断不可能。正如豪言壮语的朱丞相，上任之初捶胸顿足道：“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然而他当政八年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滥。
其实对付“潜规则”，西方人早就创造了卓有成效的现代办法，即开放媒体的监督，在此办法下尼克松因“水门”下台，克林顿因“拉链门”下台，陈水扁则因“三大弊案”而被收监。今日中国，虽电视报纸一律噤声、良知的记者“戴着镣铐跳舞”，而互联网的发展对现行官场潜规则的冲击巨大，从周久耕案可以看出，一包高档的香烟就能拉开“潜规则”的一个口子，网民的监督正在弱化潜规则的效力。
然而政府的行政缺失与媒体的不作为，也激励了“潜规则”的膨胀，网络的弱化效力是否能抵消这种膨胀呢？对此我并不乐观。“裸体做官”现象正在将“潜规则”的风险成本降至极点，个人可以不再为后果负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儒家理论已不能制约今日的贪官。
就我浅见：“潜规则”对于普通百姓而已可以做到对待贪污受贿，从不去行贿做起，子女的升学、工作、平日的帮忙办事都可以做起，当然这种道德要求是非常脆弱的，但对于一党独裁的现今指望明君的反贪或指望其开放媒体加以监督还不如指望老百姓的道德回升。